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于14～16世纪。这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反抗作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基督教统治的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就其历史影响而言，它事实上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先导。

一、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发生在14世纪，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由于十字军东侵的失败和教会内部的各种腐败现象，教会的权威乃至整个基督教的权威逐渐丧失，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础开始动摇；由于航海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庄园经济逐渐崩溃，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中世纪后期农奴的起义和14世纪中叶使西欧人锐减的黑死病（即鼠疫）的流行，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开始动摇；火药的使用使骑士和城堡失去了实际作用，封建制度的军事基础开始动摇。正是在西欧封建制度全面危机的形势下，爆发了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发生在意大利，以后逐渐扩展到德国、法国、英国等地。文艺复兴运动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形式出现的。从14世纪开始，以意大利为中心，西欧各国普遍兴起了搜集、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热潮。1400年，拜占庭帝国受到土耳其的威胁，一大批希腊学者为躲避战乱逃到意大利。1453年，拜占帝国为土耳其所灭，更多的希腊学者逃到意大利。这些学者到意大利后，不仅带来了大量古希腊、罗马的作品，而且开设学校，传播古希腊、罗马文化，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欧对古典文化的了解。

文艺复兴运动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科学和教育等方面。作为文艺复兴运动指导思想的是通常所说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性；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来世观念、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强调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教育发展人的个性，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文主义者反对神性，提倡人性；反对神权，提倡人权；反对宗教束缚，提倡个性自由。

作为一场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欧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并进而改变了西欧教育发展的进程。

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教育

由于商业贸易和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在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罗马等意大利城市，较早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另一方面，由于意大利地处古罗马统治的中心地区，因而比西欧其他地区更多地保存了古罗马的文化。加之意大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与东方的联系更为便利。由于这些原因，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摇篮。

14－16世纪，在意大利兴起了对古典文化的普遍热情，人们四处搜寻和挖掘古典作品，热衷于对古典语言和古典作品的学习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城市都先后建立了拉丁学校，主要讲授读、写、算、拉丁文和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以便为接受古典文化和艺术的系统教育作准备。值得注意的是，拉丁学校主要是由市政当局或宫廷开办的，不受教会的控制。在这类学校中，最为著名的是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altre,1937～1446）任教的孟都亚宫廷学校。

1422年，维多里诺应邀担任孟都亚城邦的贡扎加公爵的家庭教师。以后，由于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原有的教育形式发展成为一所宫廷学校。维多里诺在该校任教20多年，努力以人文主义的理想教育学生，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首先，维多里诺意识到学校环境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因而注意校址的选择。孟都亚宫廷学校设在一座花园中，环境优美，校舍宽敞明亮，学校的设备简朴自然。这一切与原有的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次，维多里诺复兴了在中世纪学校中消失了近千年的体育和美育。在孟都亚宫廷学校中，骑马、击剑、角力、游泳、赛跑、跳舞等都是重要的教育内容，并作为学生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再次，维多里诺复兴了强调多方面教育、使学生身心和谐发展的古典教育的理想。在孟都亚宫延学校中，道德教育、宗教教育、知识教育、体育和美育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第四，运用自然的教育教学方法。在孟都亚廷学校，儿童的天性、个别差异、兴趣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具体反映在教育过程中：学校实行学生自治，采用游戏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安排考虑到儿童的接受能力，等等。由于上述特点，孟都亚宫廷学校被誉为“第一所新式学校”，也称为“快乐之家”，在意大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文艺复兴也极大地推动了意大利大学教育的发展。人文主义使意大利的大学重新恢复了活力，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化成为大学的重要教育内容，并因此更新和扩展了大学的教育内容。大学在传播古典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市政当局的普遍重视。波伦亚市政当局一度曾将市政收入的一半用于大学的建设。

在教育实践取得重要发展的同时，意大利的教育理论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个时期，意大利先后出现了佛杰里奥（Vergerio,1349～1420）、格里诺（Guarino，1374～1460）和委基乌斯（Vegius, 1406～1458）等著名教育家。这些教育家（尤其是佛杰里奥）在吸收古典教育理论的基础上，集中阐述了人文主义的教育主张。

在其《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一文中，佛杰里奥从多方面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特别分析了自由教育（又译作文雅教育、博雅教育）的性质和概念。佛杰里奥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教育理想，把中高等教育的核心归结为全面教育和自由教育。他指出，所谓全面教育，并不意味着让学生对每一门所学学科，都进行深入的钻研，成为专家，而是以发展人的理智和情趣为目的。教育的目的不是训练特殊的技能，而是发掘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性。他认为，自由教育是“一种符合自由人的价值的教育；是一种能唤起、训练和发展那些使人趋于高贵的身心最高才能的教育”。[1]

根据他的观点，全面教育或自由教育应当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军事教育等方面。他认为，在一个自由人所应具备的最高才能中，道德品质是最根本的。佛杰里奥指出，只有真正的自由人才会把道德价值作为生命的惟一目的。因此，在自由教育中，道德教育就占据首要地位；德行的培养应重于知识的传授。在智育方面，佛杰里奥主张大力加强自由学科的教学，尤其是历史、道德哲学、文学和自然学科的教学。他把军事体育作为自由教育的重要内容，认为健康的身体是人一生事业的重要基础。佛杰里奥认为，真正的教育是对人的身体和心灵进行有效的训练。心智训练，是为了发展人的理智能力，使人能理智地控制自己；身体训练，则是为了发展人的体质，使人能更好地服从理性的命令。

佛杰里奥的教育思想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教育家对教育活动认识所达到的水平，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

三、北欧的人文主义教育

从15世纪开始，文艺复兴运动逐渐扩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和地区，并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的发展。在尼德兰（包括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的一部分），“共同生活兄弟会”（尼德兰的一个宗教团体）所创办的学校率先将古典人文学科引入课程，使原有的课程得到重大的改造，并由此促进了兄弟会学校的长足发展和人文主义在尼德兰地区的传播。

在法国和英国，人文主义的传播直接促进了新型教育机构的建立。1530年和1534年，法国先后建立了法兰西学院和奎恩学院。在英国，1376年后，陆续建立了温彻斯特公学。伊顿公学等新型的中等教育机构。这些新建的教育机构与原有学校不同之处有三：第一，它们大多由世俗政府或民间创办；第二，它们主要适应了人们学习古典文化的需要；第三，它们以培养绅士为主要目的。

人文主义在北欧的传播还促进了大学的改造。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先后引进了古典人文学科，开设了古典学科讲座，使这两所古典大学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德国，人文主义的传播一方面促进了一批大学的建立，另一方面则使原有的大学得到了改造，重新获得了发展的动力。例如爱尔福特大学、威登堡大学，都是较早引入人文主义的德国大学，这些大学在16世纪都成为德国文化和学术的中心。

北欧人文主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其中主要包括：伊拉斯漠（Erasmus, 1467～1536）、拉伯雷（Rabelais，1494～1553）、蒙田（Montaigne，1533～1592）等。”

（一）伊拉斯漠的教育思想

伊拉斯漠是尼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教育理论家，自幼受到较为系统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成年后他曾游历欧洲许多地方，致力于人文主义的宣传，推动了人文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伊拉斯漠的主要教育著作有：《愚人颂》、《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论正确的教学》等。

伊拉斯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封建主义和经院主义教育的批判。在《愚人颂》中，伊拉斯漠从多方面对当时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认为在经院主义的统治下，学校成了禁锢学生心灵的监狱。

伊拉斯设充分肯定教育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一个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它对青年的适当的教育。”[2]因此，建立一种合理的教育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若有了这样的制度，就不需要很多法律或惩罚，因为人民将自愿地遵循正义的道路。与此同时，伊拉斯漠也强调教育在个人成长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他曾引用柏拉图的话说明教育的这种作用：“一个受过正当训练的人，发展成为一种神圣的动物，而另一方面，一个受过错误训练的人，堕落成为一种畸形的野兽。”[3]正因如此，伊拉斯漠认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父母，都应高度重视儿童的教育。他指出，对于政府来说，教育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国防，建设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的意义也“决不次于整顿一支军队”。对于父母来说，教育子女是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伊拉斯漠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虔诚的信仰、高尚的德行和非凡的智慧的人。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以古典学科为核心的广泛教育。伊拉斯漠主张，学生应当学习历史、地理、古典语言、伦理学、《圣经》、政治知识，等等。伊拉斯漠指出，学习知识的目的不仅在于掌握知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知识教育使学生克服各种恶习和弊病，成为正直的人。

伊拉斯漠高度重视正确的教育教学方法的运用。他认为，正确的教育教学方法可以使天赋平常的学生取得非常优异的成就，反之，则会埋没学生的才能。为此，他强调教师应深入了解学生，尊重儿童的个性，并在此基础上因材施教。他反对实施体罚、反对强制和灌输，主张运用直观的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伊拉斯漠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了北欧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在北欧人文主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拉伯雷的教育思想

拉伯雷是16世纪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文学家和教育思想家。青年时期，拉伯雷一度曾在教会任职。1530－1537年间，他两度进入蒙彼利埃大学学习医学，先后获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拉伯雷一生游历过许多地方，具有广博的知识。他的主要著作是小说《巨人传》，他的教育思想也集中反映在这部小说中。

  在《巨人传》中，拉伯雷通过对王子高康大的成长过程的描述，辛辣地讽刺了经院主义教育，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主张。拉伯雷尖锐地抨击了经院主义空洞繁琐的教育内容、机械的教育方法，认为在经院主义的教育和教师的机械训练下，青年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其心灵反而受到极大的摧残。他指出：“与其跟这样的教师读这样的书，还不如什么也不学的好，因为他们的知识就是愚蠢，他们的学问就是拙笨，只能毁掉卓越高贵的天资浪费青年的大好时光。”[4]

在批判经院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拉伯雷系统提出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理想。他把培养品行端庄、体格健壮、知识渊博、文武双全的“完人”作为人文主义教育的理想。近他的话说就是，受教育者应当“在德行、言行、识见以及一切学术、义理、处世、治身之道，无一不做到修养成熟而彻底精通”[5]。为培养这样的完人，拉伯雷主张实行多方面的教育。在《巨人传》中，他为高康大安排的教育包括：体育、知识教育、劳动教育、艺术教育等。在知识教育中，除了学习古典学科和古典语言外，高康大还学习天文学、植物学、医学、地理学、数学、法律等，并了解食物的特性和制作以及手工制作。拉伯雷坚信，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能读、能写、能歌唱、能讲五六种语言，而且还能做诗、写文章，成为一个知礼勇武的骑士。

在教育方法上，拉伯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主张。他反对经院主义教育机械记忆的方法，强调理解在知识教育中的作用，认为没有经过理解的学问等于废物。他反对单纯从书本学习知识，主张把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便字生在亲身实践中掌握知识。他强调运用直观方法，主张学生通过观察自然学习植物学，通过观察天体学习天文学，通过观察人体学习解剖学。他尤其强调教师应重视学生的兴趣，要求教师通过游戏、旅游、参观等灵活的方式，把教学组织成为轻松、偷快和富有吸引力的活动，使学生在快乐中学习。

拉伯雷的教育思想虽然并未对当时的教育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蒙田

蒙田是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文学家和教育思想家。从童年开始，蒙田就受到系统的人文主义教育。以后，他进入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1557年后，长期从事律师工作。1581年当选波尔多市市长。蒙田的主要著作是《散文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其中的《论学究气》、《论儿童的教育》等篇。

蒙田教育思想的重要出发点，是对经院主义旧教育的抨击。他认为，旧教育所培养的只能是目光短浅、行动迟钝、只尚空谈的学究，这种人“从书本中拾取知识，永远停留在嘴唇上，只是为了吐出来，传播四方”；他们“辛勤劳动、勤奋工作，只是去充塞自己的的记忆，而理解力和良心却任其空虚”[6]。

蒙田认为，正确的教育应当以培养“新人”为目的。他指出，这种新人在身体和心灵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和谐的发展，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心智，具有高尚的德行、优雅的礼仪、充分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并且善于把所学的知识加以实际的应用。这种“新人”实际上就是理想的绅士。

与许多人文主义教育家一样，蒙田主张把古典学科作为知识教有的核心，强调儿童应学习广博的知识，把整个世界作为“书房”。但在另一方面，蒙田提出了一些具有显著特点的教育主张。首先，他“强调理解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反对不求甚解，反对盲目轻信书本知识。他指出，学习知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博学”，而是为了明智。只有深入理解所学的知识，并做出判断，才能将知识变为己有。蒙田认为，与知识相比，理解力和判断力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离开理解力的知识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判断力总应该比知识重要。没有知识，凭判断力还可以尽力设法应付，但仅有知识却永远做不到这点。”[7]其次，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在于运用。蒙田认为，知识的功用不仅在于教人正确地思考，而且在于教人正确行动。因此，他主张教师从“一开始就设法引导儿童懂得有效用的知识，不用道听途说和死记硬背的东西，而用行动的试验来教导他们。不仅用言词和教训，而主要用榜样和工作来生动地陶铸他们，这样做一定会使知识不是仅仅藏在他的记忆中，而且形成为他的脾性和习惯”[8]。再次，蒙田主张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活动的能力。他坚决反对学生对教师权威的盲从，要求教师“应该按照他所教育的孩子的能力施教，使他的能力表现出来，让他对许多东西都学一点，然后独立地做出选择和区别，有些时候给他开条路，有些时候要让他自己去开路”[9]。

蒙田的教育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人文主义的教育理论，并对17世纪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洛克等人的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四、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

在人文主义思想的直接影响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形成了与中世纪教育截然不间的基本特征。

第一，人道主义。在中世纪，无论是教会教育，还是世俗教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培养虔诚的信徒、培养人对神的爱。中世纪教育可以说是一种为了神的教育。与此相反，人文主义教育虽然并不完全排斥宗教教育，但是由于高扬人性，重新恢复了人的尊严，重新确立了人的价值。人文主义教育始终把人、人的天性的自由发展，当做教育的最高目的。“完人”概念的提出，充分反映了人文主义教育的这种人道主义倾向。在人文主义教育家看来，如何使他在社会生括中发挥作用、出人头地，如何使人的潜力得到充分发展，的如何实现人的价值，如何使人更充分地享受生活，这才是对人的教育所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教育应当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以此为出发点，人文主义教育家确立了以德育、智育、体育和审美教育为主的教育内容。

陈二，古典主义。在人文主义教育中，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和教育成果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人文主义者的广泛宣传，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学习、钻研古典作品的广泛需要，对古典人文学科的了解成为取得社会地位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播古典文化自然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职责，而古典文化本身也因此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人文主义教育家虽从不反对宗教，但他们所强调的始终是古典语言（尤其是希腊语）、古典学术与文学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古典文化不仅是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更是人文主义教育的精神支柱。在很大程度上，人文主义教育所强调的一系列原则，可以说是对古典文化内在精神进行深刻发掘的结果。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强调人的多方面能力的和谐发展、注重自由教育，等等，所有这些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都是对古典文化精神继承和发展的产物。

第三，自然主义。人文主义教育中的自然主义特征不仅表现在思想方法和学术研究方法中的以引证自然取代引证《圣经》的做法，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人文主义教育家极力反对对人的天性和个性的压抑，主张人应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生活，根据人的天性进行教育，并使天性得到自由发展。具体言之，人文主义教育家强调受教育者的兴趣、要求、欲望和自由，重视对新的教育方法的探讨，以便更好地促进受教育者天性的发展。

第四，世俗化。人文主义教育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教育的面目出现的。中世纪教育以神和来世为目的，人文主义教育则以人和现世为目的；中世纪教育以神学和教义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人文主义教育则以古典人文学科为基本的教育内容；中世纪教育完全由教会垄断，人文主义教育则由于开办了大量世俗学校而打破了教会在教育中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样，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到教育管理等基本方面，人文主义教育极大地推动了西欧教育的世俗化进程。

第五，贵族化。文艺复兴运动本身是一场带有明显贵族化特点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始终是一小部分人文主义者连同支持他们的教会和世俗贵族。这对人文主义教育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文主义者所重视的主要是中上层社会的教育，他们所复兴的是古希腊、罗马自由人的文化，他们所继承的是古代的自由人教育。民众及其教育，是在人文主义教育家们的视野之外的。

第六，变革性。人文主义教育是西方教育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由于复兴了古典文化，由于对中世纪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造，由于创办了一系列新型的学校，特别是由于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教育思想，人文主义教育完成了教育中的重大革新。这场革新的深刻意义在于，它实现了从中世纪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折，并为西方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教育史家通常把以人文主义教育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当作西方近代教育的起源，当作西方教育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

[1]引自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2卷，17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2]引自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2卷，18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1989。

[3]引自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2卷，18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1989。

[4]引自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2卷，20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1989。

[5]引自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2卷，272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1989。

[6]引自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2卷，22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1989。

[7]引自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2卷，22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1989。

[8]引自《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36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9]引自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2卷，225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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