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当代散文

　　一、六十年代初散文的繁荣：新时期“问题报告文学”的兴旺。

　　1、“散文年”——六十年代抒情散文（识记次重点）

　　2、报告文学（识记重点）3、杂文的代表作家、作品（识记一般）7、系统地、全面地认识六十年代初散文的繁荣。（应用重点）

　　60年代初期，散文创作相当活跃。在报告文学方面，涌现了一批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作品。郭超人的《英雄登上地球之颠》记述了中国登山队员征服珠穆朗玛蜂的战斗，表现了中华民族无高不可登攀的革命精神；郭光的《英雄的列车》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始》分别报道了被洪水包围的一列特别快车和平陆县61个民工中毒的事件，歌颂了在社会主义国土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精神；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甄为民的《毛主席的好战土——雷锋》反映了劳动模范赵梦桃、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活着就是为了革命”、“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的崇高的思想境界；穆青等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歌颂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战胜自然灾害，鞠躬尽瘁的感人事迹；徐迟的《祁连山下》记述了画家常书鸿对敦煌艺术的执着追求和探索；巴金、茹志鹃等写的《手》报道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断手再植成功的奇迹。邢燕子、徐学惠、斯霞、耿长锁、郝建秀、龙梅、玉荣以及南京路上好八连等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都得到了反映。此时的报告文学，己作为—种独立的文体，开始从散文中脱颖而出。

　　60年代初，杂文也曾一度活跃，作家们努力冲破“禁区”，开拓言路，通过谈古论今、旁征博引、臧否善恶等形式，来抨击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人情事物。邓拓的《燕山夜话》、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以及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  等人撰写的《长短录》便是当时杂文的结晶。这些杂文，敢于正视现实，评论时政、批评邪气，显露了杂文的锋芒。作者们妙思如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文字精练，语言明快，深人浅出，颇有文采。

　　文艺性散文在60年代初期出现了第二次浪潮。作家群起，佳作迭出。杨朔的《茶花赋》、《荔枝蜜》、《雪浪花》，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红玛瑙》、《平明小札》，秦牧的《土地》、《花城》、《古战场春晓》等佳作使人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冰心的《樱花赞》、巴金的《从德仓带回的照片》都以中日人民的深挚友情荡人心扉。吴伯萧的《记一辆纺车》、《歌声》、《菜园小记》都是延安精神的颂歌；魏钢焰的《船夫曲》通过对20年前“黄河船夫曲”的追记，联系1961年元旦农村青年志愿随老书记支援后进队的现实，奏出了革命者继往开来的新乐章。这些面对三年经济困难，发扬延安精神，继承艰苦奋斗传统的篇章，启人奋进！方纪的《挥手之间》记述了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延安人民热烈欢送的场面，表现了领袖与人民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此外，像陈残云的《沙田水秀》、韩少华的《序曲》、严阵的《牡丹园记》、黄秋耘的《中秋节的晚餐》、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翦伯赞的《内蒙访古》、艾煊的《碧螺春讯》、李广田的《花潮》、峻青的《秋色赋》、曹靖华的《亿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等均后上乘之作，显示了散文艺术水平的明显提高。一批中年作家日趋成熟，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如杨朔散文的诗意美，刘白羽散文的壮丽华美，秦牧散文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融合，都使他们卓然独立，不同凡响。菡子的清秀细腻、碧野的明丽照人、华山的雄浑壮美、陈残云的清新灵秀、峻青的苍劲高远、郭风的意境幽远、李若冰的粗犷严峻……一些老作家如叶圣陶、曹靖华、冰心、巴金、吴伯萧等的作品达到了炉火纯育青的境地。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这个时期的散文取得了巨大成就。

　　4、新时期“问题报告文学”的代表作（识记一般）

　　5、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成就——主要作家及代表作（识记次重点）

　　徐迟（1914—1996），原名徐商寿，浙江吴兴人。30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和散文，著有诗集《二十岁人》、《最强音》，散文集《美文集》，小说集《狂欢之夜》，除创作外，译著也颇丰。建国后，他游历甚广，写作勤奋，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集《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之歌》等。

　　1977年5月，徐迟写了“报告”铁人王进喜先进事迹的《石油头》，同年9月，发表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歌德巴赫猜想》，奠定了他在当代报告文学领域中的独特地位。此后他又写了《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等作品，并于1978年连同《向着二十一世纪》和修改后的祁连山下》一起收入报告文学集《歌德巴赫猜想》。之后，又陆续写出了较有影响的《结晶》、《形天舞干戚》等作品。

　　黄宗英，著名演员兼作家。原籍浙江瑞安，1925年生于北平。1963至1964年发表报告文学作品《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新潘伯》，颇受好评。进入新时期，她的报告文学创作取得显著的成绩，先后发表了《美丽的眼睛》、《星》、《大雁情》、《固氮蓝藻》、《八面来风》、《超过太平间》、《桔》、《小木屋》等，其中《大雁倩》、《桔》、小木屋》等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柯岩，原籍广东南海，1929年生于河南郑州。1956年起专门从事儿童诗、儿童剧的创作。粉碎“四人帮”后，柯岩的创作进人了新阶段，著有诗款《周总理，你在哪里？》、《我的爷爷》、《请允许……》，报告文学《船长》、《特邀代表》、《美的追求者》、《奇异的书简》、《追追赶太阳的人》、《癌症≠死亡》等。其中《船长》、《特邀代表》、《癌症≠死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陈祖芬，1943年出生于上海，1979年开始报告文学创作，发表处女作《她创造时间》之后接连又发表了《祖国高于一切》、《活力》、《生命》、《中国牌知识分子》、《朝圣者与富翁》、《一个成功者的自述》、《共产党人》、《太阳从这里升起》、《催人复苏的事业》、《描战与机会》等40余篇作品。其中，《祖国高于一切》、《共产党人》、《催人复苏的事业》、《理论狂人》分别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有《陈祖芬报告文学一集》、《陈祖芬报告文学二集》、《青春的证明》等。

　　钱钢。1953年生于浙江杭州，1979年后调《解放军报》任记者，并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创作，其中《“蓝军司令”》、《奔涌的潮头》、《唐山大地震》分别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己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有《“蓝军司令”》、《唐山大地震》等。

　　李延国，1943年生于山东牟平。1980年开始报告文学创作。其中《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已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有《在这片国土上》、《虎年通缉令》。

　　刘亚洲，1952年生，安徽宿县入。1975年开始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创作，主要报告文学作品有《黄植诚少校》、《海水下面是泥土》，《恶魔导演的战争》、《将军的泪》、《二十个中国人在1976年》等。其中《恶魔导演的战争》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报告文学集有《恶魔导演的战争》等。

　　乔迈，1937年生于吉林海龙，1977年开始创作报告文学，至今，已发表作品近60篇，其中《三门李轶闻》、《希望在燃烧》等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乔迈的报告文学集有《三门李轶闻》、《爱之外》等。

　　贾鲁生，1950年生于山东曲阜。1980年后开始报告文学的创作，80年代中期渐入创作旺期，接连发表了《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亚细亚怪圈》、《丐帮漂流记》、《中国西部大监狱》、《远离狼群的悲哀》、《阴间、阳间》、《干古荒坟》、《性别悲剧》、《台湾海峡》等近20篇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作品有《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与王光明合作）。

　　胡平，1949年出生，1982年开始创作报告文学，已发表了近40篇作品，其中《在人的另一个世界》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他的许多作品是与张胜友合作采写的。

　　真正奠定胡平报告文学独特地位的是他那集中发表的“四大”作品，即《历史沉思录——红卫兵大串连纪实》、《东方大爆炸——中国人口问题面面观》、《世界大串联——中国出国潮纪实》、《神州大拼搏——知识分子评聘职称印象录》。这些作品都以宏观的构思、全方位的取材，笔触生活热点和难点，视涉社会敏感问题。或写红卫兵现象，破译出这场运动只能是现代迷信和专制的产物，红卫兵也只能是些过早被特定历史推上政治舞台的普通人；或写人口爆炸，呈示出人口数量质量、生态心态的不平衡，揭示出控制人口其实是人类面对地球所作的赎罪式的选择；或写浩荡的出国潮，刻划出龙的传人们的现实困惑和深层心理，反映人才流失和无端内耗的严重性；或写职称竞争，暴露了知识者在利益问题上敢于“刺刀见红”的卑劣行为，表现了他们既可怜又可悲的尴尬处境，对此，胡平立足于辩证理性和学术思维，发前人之未发，在诸多叠台交织的生活表相下面鞭辟入里地分析出现实与历史的不和谐及其时代综合症，令人慨叹不已。

　　6、徐迟报告文学专题（理解重点）8、陈景润人物形象分析。（应用重点）

　　徐迟（1914—1996），原名徐商寿，浙江吴兴人。30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和散文，著有诗集《二十岁人》、《最强音》，散文集《美文集》，小说集《狂欢之夜》，除创作外，译著也颇丰。建国后，他游历甚广，写作勤奋，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诗集《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之歌》等。

　　1977年5月，徐迟写了“报告”铁人王进喜先进事迹的《石油头》，同年9月，发表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歌德巴赫猜想》，奠定了他在当代报告文学领域中的独特地位。此后他又写了《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祸游中》等作品，并于1978年连同《向着二十一世纪》和修改后的

　　祁连山下》一起收入报告文学集《歌德巴赫猜想》。之后，又陆续写出了较有影响的《结晶》、《形天舞干戚》等作品。

　　徐迟是一个阅历丰厚、学兼中西的作家。新旧时代的生活对比和心理反差，铸成了他艺术生命的内在个性。从旧时代的忧郁、寂寞、哀伤，一变而为五六十年代的真挚、乐观、瑰丽，再变而为新时期的深邃、睿智、博大，他始终俯伏在时代的胸膛上，窃听着人民的心声，把个人的真实情怀和主观的艺术意趣侵涡于生活的涡流，从而提取出充满诗意与悟性的生命结晶。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就是这样一种融作者意理才情和时代气脉流韵于一体的玲珑剔透的艺术晶体。

　　在历史与现实的冲撞面前，徐迟以其诗人的多情和学者的明哲，跨越时代的溪涧，大胆抛弃陈旧的观念，勇敢闯入神奇深奥的科学王国，率先为报告文学开拓了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弘扬科学的尊严、推崇知识的力量，为献身事业的科学家立传，为社会更趋现代化而呐喊，是徐迟这时期创作的主旋律。在《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结晶》等作品中，徐迟以诚挚的心灵去感受科学家的欣喜和苦恼，以严峻的事实去显示知识分子长期来所遭受的冷漠、歧视、扭曲相摧残，披露了历史的畸变和荒谬，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和献身精神、有力地改变了他们的历史形象，引发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现实境遇的极大关注。徐迟这时期写的一系列“科学诗篇”，不仅是他创作道路上的新突破，也是我国报告文学的新开拓：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形象辉煌地出现在新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同时也表现一向乏人问津的自然科学领域，对报告文学来说也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

　　作为科学与知识的人格化代表，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形象便自然在徐迟创作中凸现了。他们或徜徉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或迷恋于新华夏海的褶皱构造，或探寻于生化遗传的合或晶体，或钟情于敦煌洞窟的古画佛像等。在这些人物中，数学家陈景润的形象最为动人。陈景润是一个性格内向、孤僻自卑、体弱多病的“畸零人”、“丑小鸭”，他过分敏感，过于早熟，对生活无所知也无所求，然而命运并不特别怜爱他，他的生活中曾发生过许多“可怕的滑坠”，误解、歧视、诽谤、扭曲，始终像影子一般缠绕着他。对此，陈景润无法辩说、无法抗衡，只能更深地躲进数学王国，以求解脱。

　　他把自己“全部心智和理性”寄托在事业上，以惊人的毅力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上，终于登上了（1十2）的台阶。作者透过人物外相的愚拙木呐揭示出陈景润辉煌的生命价值，透过人物生活的艰窘显示出社会的**和荒唐，较为真切地再现了陈景润的思想品格和个性特征，颂赞了他对科学的痴狂和迷恋，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社会的择人衡才的价值标准，作品发表后，出现了举国争说陈景润的盛况。

　　徐迟着眼于人物身上的时代气息和独特个性，从相似的题材中找出他们的相异点，使之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显得千姿百态。《哥德巴赫猜想》致力于突现陈景润坚毅的攀登精神，即使身处逆境，仍然楔而不舍，持之以恒；《地质之光》着眼于李四光一生坚持不懈地追求实理，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在湍流的涡漩中》赞颂了周培源在政治斗争的湍流中的正直和骨气，和他爱憎分明的激情，《生命之树常绿》侧重表现了蔡希陶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徐迟对这些各具风采的科学家，着意发掘他们的素质，徐迟认为他们是“卓越的人，杰出的人，中国的精英，人类的典型”（《东辽书简》），因而用自己的热情与真诚为他们立传，展示他们动人的神韵，使纪实性很强的报告文学具备了诗的素质。

　　徐迟报告文学的诗的素质，不仅表现在以他的激情和胆识为科学家立传，使他的作品中充溢着诗意的浪馒和情辞的瑰丽。他还善于化抽象为具体、变深奥为浅显。那些枯燥艰涩的数学符号、科学原理，经过作者的形象描绘，仿佛获得生命一般，既渲染了作品的氛围，又描绘出人物的灵气。他力求语言的精致，叙事状物生动逼真且富于想象，议论剖析洗炼警策且具有激情，从而形成了感性与理性、真实性与文学性的高度统一、形成了绚丽华美、洒脱豪放的语言风格。

　　徐迟的创作仍有缺失，主要表现在他对人物的偏爱和溢美。有时为了某种观念而损害了真实性。

　　二、抒情散文形态的研究

　　1、杨朔、刘白羽、秦牧散文的代表作（识记重点）

　　刘白羽是一位喜欢站在时代峰顶，向人们演说革命和人生大课题的当代散文家。他的散文类似诗化的政论，热烈奔放，豪情满怀，在当代散文史上独树一帜。

　　刘白羽（1916－  ），北京人。1936年开始文学创作。1938年到延安，曾随文艺工作团走遍各游击根据地。抗日战争期间，有短篇小说集《五台山》、《龙烟村纪事》、《幸福》，通讯报告集《延安生活》、《游击中间》、《血泪相连》、《世界新面貌》等作品问世。解放战争期间，刘白羽作为随军记者，曾转战南北，横断中原，直下江南，这时期的作品有报告文学集《为祖国而战》、《火光照耀着沈阳》，短篇小说集《早晨六点钟》，中篇小说《火光在前》等。

　　杨朔是一位在花前月下编织诗情画意的当代著名散文家。他的散文常将生活美化、诗化，读来集永玲珑，秀雅清新，是一位注重意境创造，善于营构诗意的作家。在当代散文史上独具一格。

　　杨朔（1913—1968），原名杨  瑨，山东蓬莱人。少年时期，以旧体诗在东北初露才气。抗战爆发后，他转向杂感、随笔、散文、小说的写作，为抗日救国呐喊助威。193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1942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完成了中篇小说《红石山》的创作。解放战争期间又写出了《北黑线》》短篇小说集和《北线》、《望南山》等中篇小说。

　　秦牧是一位游弋在知识的海洋里探求宇宙辩证法的当代散文家。他的散文幽微谈远，以知识性、趣味性见长，在当代散文史上独具特色。

　　秦牧（1919－  ）原名林觉夫，广东澄海县人。童年在新加坡度过，异国生活对他后来的散文创作影响很大。1932年回国，在澄海、汕头、香港等地求学。1938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43年到1944年，发表抨击国民党的文章，后结集为《秦牧杂文》。抗战胜利后，曾在香港过了3年的职业写作生活，由于他多处求学，博览群书，又博闻强记，故对古今中外历史了如指掌，对南国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非常熟悉。所有这些都为秦牧后来创作知识性、趣味性的散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新时期贾平凹、余秋雨散文代表作（识记次重点）

　　贾平凹是新时期涌现的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既写小说，又写散文、诗歌，是小说、诗歌、散文“三局并进”的“多栖”作家。他的散文作品己结集的有《月迹》、《爱的踪迹》、《心迹》和《贾平凹散文自选集》等。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著有理论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多部。80年代末开始创作散文，结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等。

　　3、黄宗英报告文学的艺术追求（应用重点）

　　黄宗英的创作是以深刻的感性领悟，真切的心灵直白，浓郁的抒情色彩取胜的。她那敏锐而多情的目光往往注视于“正在行进中的人们”，写“胜利者”，更写“失败者”，要通过创作“为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尤其是对逆境中的知识分子，她以为人物“洗冤辨证的强烈感情，唤起社会对于久被贬抑的价值内容的关注和肯定。《大雁情》、《桔》、《小木屋》就是其中的佳作，它们宛如一段段忧伤沉郁的咏叹调，在她那”抒情女中音的娓娓叙唱下，显得格外浑厚警拔，动人心弦。

　　《大雁情》叙述的是西安植物园助理研究员秦官属的悲哀和追求。她坚韧不拔，力抗世俗，忍辱负重，执着于杨树树种的研究和改良。然而她那极可宝贵的精神内涵非但得不到现实的重视和支持，反而遭受种种猜忌、误解和非难，她陷入了由偏见和无知织成的无形罗网之中，举步维艰。随着以“她……”，“她？”，“她？”，“她？？”为题的不同叙述层次的展开，作者逐渐廓清了人物的幻影，为读者显现出一个真实的知识女性形象，析理出人物为“幻影”所制约的历史悲哀。

　　《桔》描写的是一位性格孤傲疏狂的柑桔老专家曾勉的范寞和不幸。具有悠久柑桔种植历史的中国，十四个省的柑桔产量只合日本一个县的产量，柑桔人均占有量不及美国的百分之一。历史的辉煌与理实的可怜，更深化了曾勉的悲剧：作为世界知名的柑桔专家，他只因“不会绕弯儿”而失去了工作权利，被视为“精神不正常”，虽然作者再三呼吁，曾勉的命运仍末见改观，依然困居在积满灰和蛛网的生活一隅。

　　《小木屋》反映的是女林学家徐凤翔的坎坷经历。她放弃城市生活，闯进了西藏的野山密林。探索着原始生态的奥秘。为了建造“小本屋”——高山森林生态定位观察站，她无数次地向有关方面吁请要求，结果除了得到个“求求教授”的绰号外，其它几无所获。徐凤翔那科学殉道者般的热情和追求深深地触发了作家的艺术良知。在激情和感慨的驱使下，黄宗英写出了这一胜炙人口的名篇，为“小木屋”的早日建成助了“一‘呼’之力”。

　　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多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作者的形象常常直接出现在作品中，与人物“同甘苦。共命运”，加强了作品的现场感和抒情性。另外，作品笔法细腻，体式灵巧，场景渲染富于诗歌的情韵和意趣，语言运用如流水行云，畅达明快，并注意采用跳跃、闪回、定格等电影化助手法来组构文章，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4、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特点（应用重点）

　　余秋雨散文问世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构成了本世纪末期中国文坛一大景观。其散文美学型态迥异于前此一切散文文本。从意蕴上考察，余秋雨散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文化问题，因此其文本情感符号系统主要由下述三个方面构成：一、在蒙昧的历史途程中艰难跋涉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如李冰（《都江堰》）、柳宗元（《柳侯词》）、苏东坡（《苏东坡突围》）、朱喜、张械（《千年庭院》）、八大山人（《青云诺随想》）、被放逐的文人（《流放者归来》）、“酒公张先生”（《酒公墓》）、文学家陈旭麓教授（《家住龙华》）等，二、锈刻着无数历史人物的足迹与印记的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地域场所等空间存在。如都江堰、柳州、黄州、海南岛、三峡、洞庭、庐山、西湖、苏州（《白发苏州》》、山西（《抱愧山西》）、周庄（《江南小镇》》、承德避暑山庄（《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三、已经上升为某种象征符号，凝聚着厚重文化内涵的物象。如天一阁、道士塔、莫高窟、牌坊庙宇、笔墨、吴江船、废墟等。作家常常将上述三方面内容交错起来，扭结到若干著名或无名的人物活动轨迹中，通过他们的奋斗与失落，中兴与末路，得意与苍凉，质言之，通过他们的生命亮色划破历史隧道的黑暗，展现了一幅漫长的中国文化演进的巨幅面卷。

　　从艺术上考察，余秋雨对中国传统散文观念的突破与对当代散文美学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

　　第一，摒弃了传统散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单一主题表达的程式，代之以多角度、多侧面地透视某一景观或物象，在一种多元开放的发散式显示中凸现所写对象宽广、丰富的涵义。如《白发苏州》，作品第一部分将苏州摆放到世界背景上突出其过去的辉煌与今日的暗淡：“前些年，美国刚刚庆祝过建国200周年，格杉矾奥运会的开幕式把他们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演得辉煌壮丽。前些天，澳大利亚又在庆祝他们的200周年，海湾里千帆竞发，确实也激动人心。与此同时，我们的苏州域，却俏俏地过了自己2500周年的生口，时间之长。简直有点让人发晕。”

　　第二部分作家笔锋一转，写到古代文人事成事败之后都愿来苏州走走。从而译解了苏州作为中国人心理深层的一个美好情结之谜：如果说京城是中国文化喧闹的“前台”的话，苏州则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尽管如此。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却不公平。“历来很有一些人，在这里吃饱了，玩足了，风雅够了，回去就写鄙薄苏州的文字”；第三部分状写苏州老百姓在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厮杀混战中的苦难命运；第四部分作家一反中国集体无意识中视苏州为阴柔之美的俗论，写出“柔婉的苏州人”在那场明末反抗魏忠贤阉党政治的斗争中搅起的风暴，它的五位被杀的普通市民；以及傲视大小官员，与统治者持不合作姿态的唐伯虎、金圣叹等，从而袒露了苏州阳刚之美的一面；最后作者漫步在苏州的小街小巷、感受着无数的门庭里藏匿着的“无数厚实的灵魂”，获得一种“奇特的”。上述五个方面分别以中外对比，文化界定，阶级压迫，美学梳理，个人观感等五种视角评说苏州，并最终渗透着或统一于历史追踪这一总的视角之中，可谓“形散神聚”。

　　再如《笔墨汉》，作者围绕着“笔墨”这一中国文人日常打交道的物体，广博而精炼地征引了一切与笔墨有关的美学信息，多层次地勾勒出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脉络，其中有文人工具史、书法兴衰史、文人心态史以及文化演进史等。如果说秦牧式的旁征博引是将同一事物的不同材料集中铺陈导向某种同一、单一的主旨，所谓“用一根思想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秦牧语）的话，余秋雨这里则是集同一事物的不同材料突出其异质显现，从而使主旨走向多元，多义。

　　第二，作者所选取的景观或物象都曾参与了作者主体的精神建构。比如“牌坊”、“庙宇”、“江南小镇”，《千年庭院》中的岳麓书院，《乡关何处》》中的河姆渡陶瓷碎片等，这些景观与物象都曾在作家的个人实践中起过重要作用，与作家主体独特的精神世界的形成大有关联。这就与17年时期散文作家们于走马观花中浮光掠影的景物速写大不相同，同时也与古典主体在个人生命之旅中主客体之间那种“随遇而感”式的取像区别开来。

　　第三，突破了传统游记散文“移步换形”，借游说理的简单套路，游览过程退居为某种断续的，或隐或现的情结框架或开启情感闸门的触点，从而突出了作家所要开掘的，与本次游览相关的内容。比如《庐山》、《贵池滩》与《青云谱随想》，作家在这些地方的游览过程已不重要，也无意全面模拟那里的具体风光、景点，而侧重关注那里的文化型态、文化品位与文化贡献。

　　第四，大胆借助“想象”艺术复现为传统正史所不载的已经掩没在历史阴影之中的历史瞬间或历史面卷。《道士塔》中王道士的所作所为可以说纯粹是作家借助于历史史料虚拟的某种历史情境，《一个王朝的背影》浓墨重彩所编织的更是清王朝三百年历程中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灵秘史。如果说传统散文中的想象是一种技巧，想象的至多是一个场景，一两个细节，像余秋雨这种大规模地、整体地运用想象修复一段历史运动的轨迹则不多见。

　　第五，感性王国与理性王国的自由切入与转换。余秋雨散文常常从感性叙述轻松自如地切换成理性评析，或从理性评析自然地转人感性叙述，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一种交融着感性与理性的具象式理论言说。充分显示了一个在理论研究、艺术鉴赏与创作中浸淫了多年的文化学者的优势，从而远远超出前此若干纯感性抒情、叙事或纯理性议论的文本，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新型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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